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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跃龙警惕胡鞍钢3G报告的五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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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2018-12-07 18:43:45

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主任日前发布了一个《中国3G世纪报告》,引起了业界的激烈争论。同时,随着王旭东部长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中,提出“今年将适时提出中国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决策建议”。3G好像被认为一下子距离我们近了很多,“今年肯定发放3G牌照”的乐观论调充斥坊间。

胡鞍钢等为以往并不为多数经济学家注意的电信行业进行激烈争论,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但殊不知由于3G巨大的市场诱惑,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数不清的利益集团,初涉此中的胡鞍钢们在看到“国家被俘获”的同时,也自然正在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今天,我仔细阅读了胡鞍钢的3G报告,有几个地方不得不想发表一些自己观点。

1.“中国3G落后印度”明显是谬误

在胡鞍钢的报告中,一个经常提起的观点就是“中国3G落后印度”说。例如报告指出,“中国不仅落后于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连印度也不如。”众所周知,中国与印度在很多方面都颇为相似,以往我们也曾经拿中印对比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中国落后于印度”对国人来说无疑非常敏感,那么缘何得此结论呢?

胡鞍钢指出,“就连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到2003年底也已经有了7家采用CDMA2000的3G运营商,我国一家也没有。”问题来了,胡鞍钢把CDMA2000当作3G,虽然这方面还在GSM阵营和CDMA阵营存在争议,但并不构成谬误。问题是,中国联通经过三期络建设,早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CDMA2000运营商,胡鞍钢为何视而不见呢?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没有发放3G牌照,因此联通并未把自己的CDMA2000称作3G技术,而是起了个2.75G的怪名。但是技术毕竟是一回事,怎么能说印度的CDMA2000就不是中国联通的CDMA2000呢?事实上,印度移动通信发展迅速是由于其太落后了,所以发展潜力巨大,其用户也不过3千多万,其水平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中国十几年前的水平。

即使是同欧美相比,中国也没有落后太多。美国的3G也是正处于启动或即将启动的时期,VerizonWireless和Sprint宣布2005年大规模启动CDMA2000,收购ATTWireless的Cingular虽然开始小规模部署WCDMA但还是希望能部署更高层次的HSDPA。在欧洲,除了和记电讯之外,沃达丰、Orange、mmO2等也是先用无线PC卡上业务探路,再启动3G业务。

2.“数据业务瓶颈”值得商榷

胡鞍钢的报告中指出,“2003年,数据业务依然是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业务,全球完成业务收入263亿元,同比增长46.1%,占整个电信业务收入的5.7%,而2002年数据业务收入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例仅为4.44%……”。由此胡鞍钢推论,“然而,目前2G的数据传输能力有限,极大地限制了移动数据业务开展,出现了数据业务瓶颈。”

值得指出的是,胡鞍钢的数字来源于信息产业部定期公布的统计信息。但是其中的数据收入并非仅指移动数据收入,相反大部分来自于由于固定宽带接入而带来的数据收入。就移动数据业务而言,除了短信一支独秀之外,并没有更多盈利业务出现。即使对于短信,也已经过了发展高峰期,业界纷纷探讨“后短信时代”就是如此。

的确,我国移动数据业务的增长空间相当可观,但客观来讲,我国移动数据业务的需求还不大,还需要包括运营商在内的产业链各方共同推动和培育。并不是所谓的“对3G而言,市场也早已成熟。”

3.“3G对GDP和就业的拉动”争议很大

胡鞍钢的报告中,通过模型假设和数学计算,得出如下结论:“据我们估算,3G业务开展后最初5年每年可带动GDP增长约1800亿元,约占新增GDP的1/8到1/6,占GDP总量约1.2%;第二个目标是出口目标,要使IT产品成为我国第一大高技术出口产品;第三个目标是就业,争取每年新增50万—100万就业,主要是为新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渠道,据我们估算,3G每年都将为我国创造80万—1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约占新增就业的1/10到1/8,将有效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

且不论计算假设模型等细节,电信新技术的采用会对国民经济带来多大影响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的预测就比较谨慎,他认为,由于3G带给用户的综合功能大幅度提高,因此可能形成庞大的大众市场,从而使得建设费用可以大幅度下降。“如果形成大众市场,3G的建设费用应该是2G的50%左右,终端的成本目前来看还是2G的1.5倍,但如果可到1.3倍以下,3G经济就已经成熟。如果三、五年内发展3G,对GDP直接拉动是0.5个百分点,间接拉动可望1.5%。”

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3G是否对GDP和就业产生较强拉动作用持怀疑态度,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王学庆认为,3G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确可能对经济起到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国内经济基础很大,3G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例如3G络建设投资虽然高达千亿,但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仍仅占很少份额。再如3G可能导致进口增加,但与2003年中国外贸顺差225亿美元相比,3G所带来的进口份额也很少。

对未来的事情进行预测,存在争议无可厚非。作为国家决策层,应该考虑各方面观点,才能作出公正客观的决策。

4.“民用与军用应分开”折射TD-SCDMA地位

在胡鞍钢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讨论“民用与军用特需应分开”的论点。其实质是对目前3G牌照之所以迟迟不法而在等TD-SCDMA成熟不满,他认为TD-SCDMA应该用在军用特需领域,而用于广大民用的WCDMA和CDMA2000“由于技术十分成熟,已经商业化,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应拥有优先权,应当优先开放。”

TD-SCDMA由于起步较晚,且技术还不成熟,国内外也有观点认为为了保证互连互通,避免中国成为信息孤岛,的确可以用于专或军用领域。胡鞍钢无疑是持此观点,认为既然WCDMA和CDMA2000已经成熟了,应该先发牌照。TD-SCDMA既然是我们的,又拖了别的后腿,不妨用在军用领域。

事实上,TD-SCDMA的专利从数量上来看大多数也是国外巨头控制,即使在核心专利上也不能绕过跨国巨头,将其用于军用能否绝对保证安全?其次,从国家整体考虑,TD-SCDMA肯定不会仅仅用于军用,从国家频率划分、资金调拨、不停试验来看,TD-SCDMA肯定将在民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给电信或通发TD-SCDMA牌照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呼声,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如果后给TD-SCDMA发民用牌照,那么TD-SCDMA必死无疑。

5.“撤销信产部”与“国家被俘获”

胡鞍钢重新提起“撤销信息产业部”的观点,他指出,“应参照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FCC的模式,在适当的时候(如下一届政府)撤消信息产业部这个产业部委,建立独立的、与国际接轨的电信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能,有关政府职能可以转向综合部门,有关社会职能可以转向行业部门。”

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这一切必须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和电信体制改革等配套实施。君不见其他行业,单纯撤销某个产业部委,建立监管部门后,仍然存在政府干预市场,出现“换汤不换药”的尴尬处境。因此,撤销信产部不应该成为一句气话,虽然信产部的监管能力急待提高,但作为旁观者,更应该客观地提出建议,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被俘获”是胡鞍钢的一个大胆提法。其实,国家不过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场所,国家政策或决策实质上也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产物。如果说国家正在被俘获,那么那个经济学家、专家乃至媒体不正在被俘获呢?

最后再提提王旭东的讲话,我听说王旭东对3G表态后找到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报告查看。几万字的报告中,只看到十几个字的3G表态,实在很难看到今年发放3G牌照能够成立。从中央来看,贯彻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代表富人或时尚阶层使用的3G很难进入高层视野,还不如谈一些普遍服务更切实际。

我个人支持加速中国的3G发展进程,有很多事情并不能提前预测,只有在发展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相信群众,3G也是一样,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是,3G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经济和政治问题,3G牌照发放要与电信业改革相结合,更要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外关系等一起考虑。我认为,今年发放3G牌照的可能性不大,但今年肯定会制定3G发展的时间表,毕竟整个产业链都需要及早准备,才能在未来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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